罗汉荣不能过多的对他作出勉强。以至湖南省政法办公室把罗汉荣的材料调去后，因其中没有见到‘熊胡子’文士桢的证明，最终还是没有解决罗汉荣是否龙寿县地下党员的问题。又一次机会擦肩而过。

1966年4月12日，罗汉荣启程离开龙寿，15日到达北京。他路过长沙时，几经辗转，找到了谢勇。他对躺在医院高干病房里的谢勇讲了要去北京见帅孟奇的打算。谢勇要他莫去，说是不得接见。又说你一个手艺人，哪里来这么多路费钱嘞！罗汉荣还是坚持要去。

4月16日接近天黑前，他抵达北京，到了全国最高人民法院。一位女同志热情地接见了他，与他只谈了几分钟，就拿出了他的档案材料，说：

“我们对龙寿县去信，要你的材料，他们不寄。你去找党的领导，我个人认为很好。”

罗汉荣说：

“我要找老上级帅孟奇。但我找不到中央组织部在哪里？”

高院的这位女同志耐心地给他作了详细指点。

第二天，罗汉荣找到西单，门口没有门卫，只有一个老头，他讲要找帅孟奇。老头说你怎么晓得帅孟奇在这里？

罗汉荣机智地回答：

“她是我的老上级，又是我的大姐，我怎么不晓得她在这里呢？我当然晓得嘛！”

那老头就给了他一张条子，要他按条子上指定的时间去见帅孟奇。

他高兴地回到住地。

晚上，有人来查他，问他是不是扒手。他就拿出银行存折，以证明自己不是扒手。查他的人看了银行存折，也就没找他的麻烦了。

第二天，罗汉荣来到西单，一下找错了门，找到了中央监委。他仔细打量，门楼很普通，还比不上湖南一个厅局的大门那样威严。他整了整衣衫，心想不能做出一个逗拐子的相，于是昂首挺胸地走了进去。

中央监委接待他的也是一位女同志，满头银发，灰呢子上衣，面色平静，两眼钁烁，语速节奏明快，口气温如春水。

她倾听罗汉荣的诉求，中间没有打断他的话，而且边听边记录。最后，她说罗同志你要找帅孟奇，应该去中央组织部。

她给罗汉荣作了指点。

罗汉荣想到自己作出这些努力，就是为了一个地下党员的身份。可这个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的身份，就是得到确认和落实。他十分明白，任何人都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都有需要借芭蕉扇的时候。有关方面的有些人就是掐准了他的这一痛处，他想落实地下党员的身份，则偏偏不给他落实。他越想要，他越不给。无论什么，都拿这点来压他。他要想地下党员的身份得到落实，又必须停靠有关方面的有些人，别无选择，另无他途。他明明知道有关方面的有些人掐了他的痛处，他也只能让他们掐着。挣也白挣，拼也白拼，只能顺从。人在矮檐下，顺从是第一要务。

他深信：灵吉菩萨总有一天会出现的，当他得知实情后，一定会给他“定风丹”，借得芭蕉扇，翻越火焰山。

他对通知他回城的人说的那些锥心的话没有驳斥，他被迫用行动作出答复：立即回城。因为他太想翻过这座火焰山了。他此生最大的追求，就是得到一个地下党员的名份。他要是把这些人彻底得罪了，不借给他芭蕉扇，他此生就莫想翻过火焰山了。

罗汉荣要回城的消息传出，春柳湖的渔民都舍不得他走，都拉着他的手说：

“你这一走，就等于我们的财神爷走了。你就在春柳湖生根吧！春柳湖人会好好报答你的！”

罗汉荣说：

“我虽然走了，纸扇厂还是要继续办下去。我会经常回来帮助你们处理关键性的技术问题。请你们放心。”

罗汉荣回到龙寿县城，有关方面交给他一项任务：

恢复县纸扇厂的生产。

如果处于正常情况下，这事做起来并不难。但在那样十分特殊的大环境下，要让一家非国营性质的手工艺厂恢复生产，何其之难。

亲戚朋友都奉劝他不要接应。

罗汉荣则不听奉劝，不讲任何困难，不提半点条件，把有关方面交给的任务一肩承担下来。他心里想的是，要在短期内全面恢复生产，让原有的300多个工人都有事做，都有工资领，都能养家糊口。

可是，事与愿违。当他向300多个工人发出立即恢复生产的通知后，回厂上班的则只有8个人。

罗汉荣并未因此而丧失信心。他把这8个人视为火种，领导他们一起扎纸扇。结果，尽管他使尽浑身解数，还是没有搞起来。归根结蒂，因为他的政治问题没有解决，指挥不灵，任他苦口婆心，说破嘴皮，也没有人愿意听他的。

他有劲无处使，除了十分无奈，还是十分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