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人都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正当罗汉荣加紧纸扇技术创新研究的时候，突然间，他接到龙寿县有关方面的通知，要他火速回县城。

他不想回城，通知他的人说，要你回城你不想回城，你连这点组织观念都没有，你还算得上地下党员吗？地下党员在白色恐怖中开展工作唯有服从第一，没有第二，如今和平年代要你回城都不服从，你像个地下党员吗？你的地下党员的身份还想不想得到落实？

这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尖刀扎在他的心上，令他疼痛得难以承受。

十几年来，他为了让组织上承认他地下党员的身份，他付出了心血，作出的努力，常人难以想象。

远的不说，单讲近两年，他所找的人，他所求的部门，他所跑的路，就难以计数。

1965年春的一天，他走进湖南省政法办公室，递上了证明自己是地下党员的材料。湖南省政法办公室指示龙寿县有关方面，要调阅罗汉荣的材料。龙寿县人民法院的法官曹云华经办罗汉荣的案子。曹云华对他说：

“你申诉材料中提到的湖南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熊胡子’现在领导岗位上，如果他能证明你是地下党员，你的问题就好办了。”

罗汉荣感激地望着曹云华，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善意地主意。

他说：

“我不晓得‘熊胡子’的真名实姓。你能不能把他的真名告诉我？”

曹云华说：

“‘熊胡子’就是文士桢。”

罗汉荣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但他马上冷静下来，用担心地口吻说：

“我们做地下工作时都是单线联系，我的上线是顾星奎，顾星奎的上线才是‘熊胡子’。我现在去找 ‘熊胡子’给我作证明，他恐怕不会理我。”

曹云华说：

“顾星奎不是健在吗？你找顾星奎，再由顾星奎去找‘熊胡子’嘛！”

罗汉荣连声说：

“谢谢！真是文章滚滚要人提醒。我去找顾星奎。”

罗汉荣满怀希望地给顾星奎写信，要他去找‘熊胡子’文士桢，搞清他的问题。

出乎他意料的是顾星奎不肯去，因为他对文士桢有意见，责怪其只顾自己，不顾同志。用不着找这样的人作证明。

顾星奎除了不肯去找‘熊胡子’文士桢，还坚决不许罗汉荣在任何人面前讲文士桢的半句好话。

文士桢，湖南省益阳县人，1900出生于资江一个渔民家庭。少年勤奋好学，小学毕业后就读于益阳县箴言书院，曾学习绘画雕刻。1923年考入武昌美术专科学校师范部学习，担任学生会干部，积极参加爱国学生活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经党组织营救重获自由。1927年冬去上海，不久受党组织选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苏工作至1938年，曾任苏联阿尔丹金矿民族联工指导员、苏维埃政府审判员、国际列宁学院工作人员。

1938年夏回国参加抗战。他在延安学习一段时间后，奉命回湖南工作，先后任中共南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常益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参谋长等职务。

“平江惨案”发生后，形势非常严峻，为了党的事业，他不顾个人安危，奔波于益阳、安化、沅江、南县、龙寿县等地，日晒雨淋，忍饥挨饿，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斗志始终旺盛。

在此期间，曾两次被捕，经党营救才获释。

抗战胜利后，奉命率一批八路军南下支队干部赴东北解放区，曾任中共辽宁省委秘书主任、东北政务委员会派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商业代表团首席代表，为增进中朝两国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沈阳市工商联秘书长。

1952年调任长春东北地质学院院长、党委书记。

1955年调到北京，任中国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秘书长，曾经三次率团赴法国里昂、摩洛哥及德国莱比锡等地参加国际博览会，为促进中国与各国的贸易文化交流、民间友好往来，发展与各国人民的友谊，以及宣传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建设成就，作出了很大贡献。

1961年，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党委第一副书记。

1963年回湖南任省政协副主席。

明摆着的一线希望就此中断，吃亏的除了罗汉荣，当然还有顾星奎自己。

顾星奎就是那种宁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男子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