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睿闻言，知道李承乾是故意打趣他，便道：“爱恋，即爱君子之德也！”

李承乾闻言，心中不禁大为感佩，转头又看着那副字，不禁奇道：“贤弟这副字，不知用的是什么笔法，为兄从未见过！”

杜睿这副字用的乃是明代董其昌的行书，虽然董其昌这个人的人品不值得恭维，但是无疑他在书法上的造诣，却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尤其是他的行书，行云流水，天生便带着一种飘渺，清丽的气息，再配上这篇《爱莲说》，更是相得益彰。

李承乾见杜睿不说话，本能的认为这种笔体是杜睿独创的，不禁更是大惊，当朝的书法大家首推虞世南，其余褚遂良，孔颖达诸辈也不过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风格，便独成一家，而似杜睿这般，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笔体，绝非易事。虽然杜睿几次和他说过，诗书不过小道，但是见杜睿年纪轻轻，不但独创出一种笔体，而且几近大成，心中对杜睿，不禁更多了几分看重。

“贤弟！为兄有个不情之请！不知……”

李承乾尚未说完，杜睿便知道他要做什么了，挥手笑道：“拿去！”

李承乾见状，不禁有些尴尬，毕竟是找人伸手要东西，他一个太子还真是有些张不了口，此时见杜睿这般大方，也讪讪的笑了。

将那卷行书收了，两人分宾主落座。

“不知贤弟今日，何以教我！”这句话几乎都快要成了李承乾在杜睿府上的口头禅了。

杜睿想了想道：“既然兄长喜欢那篇《爱莲说》，今日便说说着君子，君子之道！”

前几日两人所论，皆是治国安邦之道，李承乾不明白，今日杜睿为何要与他谈论什么君子之道，但是见杜睿面色颇为整肃，也来了兴致，问道：“那依贤弟之见，什么才算是君子之道呢？”

杜睿言道：“所谓君子之道，始于孔子。然孔子对于君子的论述，不仅限于‘君子’一词，还包含了‘士’、‘仁者’、‘贤者’、‘大人’、‘成人’、‘圣人’等，都与‘君子’相关。如果将这些论述都包括进来，《论语》一书，所论最多的，无疑是关于君子的论述。君子可以说是孔子的人格理想，君子以行仁、行义为己任。当然君子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须是仁义。君子处事要恰到好处，要做到中庸，人并非天生就是君子，要成为君子，必须加强修养。修养不仅包括内在精神的修养，还包括文、艺的培养。孔子讲君子，主要是从道德品质上立论的。君子由原来意义上的有位之人，演变为孔子心目中的具有理想人格之人。虽然孔子也讲圣人，但是在孔子看来，圣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在孔子看来，君子的反面，即是小人。《论语》中君子、小人对举者甚多。孔子将君子、小人对举，是为了通过对照，彰显君子的品质。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秩序处于混乱状态。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各家各派都在寻求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道家以无为而治为救世之方，墨家以兼爱非攻为平乱之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则认为，要维护社会秩序，必须恢复周王朝所建立的一整套礼仪规范，亦即‘复礼’。如何‘复礼’？孔子感到，单纯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已经不能凑效。因为当时诸侯割据，周天子的威仪已经丧失。于是孔子创造性地以‘仁’释‘礼’，认为‘礼’本是根源于人的仁爱之心，不过是人的仁爱之心的外在表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没有‘仁’，当然不会有什么‘礼’，要复兴‘礼’，当从‘仁’字入手。如果说，‘礼’是孔子思想的出发点，那么，‘仁’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如何行仁？孔子认为，行仁由己。‘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行仁是内于己而发于外的，是一种自觉的无任何外在强迫或利益驱动的行为。就个体而言，如果一个人能够在无外在强迫、无利益驱动下，自觉自愿地实行‘仁’，那么，这样一个人，就是所谓的君子。就此而言，‘仁’是靠君子来落实的。孔子的仁论是要靠君子论来实现的，仁论必然要指向君子论。

孔子曾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君子有四不：第一，君子不妄动，动必有道，第二，君子不徒语，语必有理，第三，君子不苟求，求必有义，第四，君子不虚行，行必有正。以小弟愚见，此所谓君子之道。”

今日杜睿之所以给李承乾讲这些，为的就是能通过这君子之论，规范李承乾的行为，让其真正能做到修身养性，但是一味的学习圣人之言，满口仁义道德，是偏颇，而单是一味的学习治国之道，也是偏颇，杜睿可不想将李承乾教成一个满脑子功利思想，却忘了礼义廉耻的储君，要是真的成了那样的话，不单单是杜睿的失败，估计太宗皇帝也饶不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