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徇天是陪都府令，比一般州府长官品级要高，他是正三品的朝廷大员，杨帆的忠武将军衔比他都低了半品。虽说杨帆、陈东、胡元礼等人都是专务钦差，他就算想要巴结，也没有以上官身份去为下官拜年的道理，何况能够做这长安府令的人，又何尝不是皇帝亲信，也犯不着如此巴结他们。

因此，柳徇天是不可能主动去给他们拜年的，不过按照柳徇天的估计，他们要是今天下午或者明天才姗姗而来也不算希奇，毕竟他们初到长安时，自己未曾相迎，虽说那是河内王从中作梗，总是自己失礼在先。

如今一大早的陈东和胡元礼就联袂而来，柳徇天还真有点受宠若惊，他赶紧亲自迎出门去，把这两位仁兄请进书房，互相道了庆贺新年的吉利话儿，陈东便脸色一正，取出一份行本来。

柳徇天接过行本打开一看，鼻子差点儿没气歪了，这还让不让人过年了？你们被皇帝派到这儿来，无亲无故、无所事事、无处可去，我们可是有一大帮亲朋故旧、同年同僚要走动啊。

柳徇天合上行本，面有难色地道：“胡佥宪，陈选郎，两位克尽己任、勤劳公事，本官是万分佩服的，只是元朔之日，举国同庆，在此时刻大兴牢狱是否有些不近人情呢？”

陈东肃然道：“府令此言差矣，我等奉圣谕，前来长安整顿治安、肃清吏治，诚惶诚恐，不敢有一日懈怠。这一个多月以来，我们已经抓了许多不法之徒。但是他们的首脑人物却大多成了漏网之鱼。

究其缘由，是因为这些人多年经营、狡兔三窟，兼之重利之下，一些差官衙役为其耳目，提前得到消息逃之夭夭了，这些人不抓获，便不能起到震慑宵小的作用，便不能真正地让长安长治久安！”

柳徇天道：“陈选郎所言固然是大有道理的，可也不必选在大年初一缉凶捕盗吧？”

胡元礼捻须微笑道：“柳府令，新春佳节，官府封印，百业停歇，这个时候也正是那些潜逃在外的人犯最为大意的时候，况且年节时候谁不想与家人团聚？那些人犯很可能趁着官府休沐潜回家中过年，此时正好下手。”

柳徇天犹自推脱：“道理固然如此，可是两位说的太迟了，如今官衙已封，上下官员胥吏尽皆休沐，长安府除了年节期间轮值当差的一班人，再也无人可用，缉凶捕盗恐力有不逮。”

胡元礼道：“这一点柳府令不必担心，今有千骑营将士驻扎长安，而千骑营忠武将军杨帆乃是皇帝亲封的纠风察非处置使，由其协助缉盗，正是杨将军份内之事！”

柳徇天惊诧道：“杨将军还有这个差使么，本官怎一无所知？”

陈东的嘴角抽搐了一下，道：“此事说来话长，容后再与府令分说，眼下还请府令尽量抽调官员协助我等，长安情形，我们终是不熟的。”

杨帆确实有个“纠风察非处置使”的差使，武则天钦命此职时，并未在官职前面加上“洛阳”两字。其实不加这两个字，他的职权也是限定在洛阳，因为他同时还是千骑将领，需要卫戍于天子身边，还能让他去地方上纠风察非不成？

但是也巧了，偏偏发生了迁都这样的大事，杨帆这位禁卫军统领被派到了长安，他的纠察使职差又一直没有被免去，这就值得推敲了：他的纠风使一职要不要跟着转移？既然当初没有限定在洛阳，那么他到了长安，就此负责长安一地的纠察也合情合理吧？

这或者是公职任命上的一个漏洞，但是杨帆偏就可以钻了这个漏洞，理直气壮地插手进来。而且，这很可能也正是皇帝本人的意思，没有这项职权，他的千骑营和武懿宗的金吾卫井水不犯河水，他拿什么去制约人家？

巡捕差役都不用你出，只叫人提供一些熟悉长安地理的官员配合他们的抓捕行动，柳徇天还如何搪塞。他只好硬着头皮把能找到的官员都召到府衙，也不管他们牢骚满腹，一股脑儿丢给陈东和胡元礼折腾去了。

胡元礼和陈东马上安排这些人，引着千骑营的甲士走街窜巷、蹲坑守候，抓捕漏网之鱼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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灞上一场械斗，双方各有死伤，很快就进入了相持阶段。双方首脑都清楚，他们双方的力量势均力敌，手下人即便都拼光了，怕也决不出个胜负来，况且那时决出胜负也没有意义了。

只不过有一件事，是他们双方都不清楚的，那就是：眼下这种势均力敌的局面本就是有人故意促成。这时候他们开始觉得，先前有人使用的“擒王斩首”战略，或许是解决争端的最有效手段。

那些普通的帮众其实最在意的是有没有饭吃，至于船是谁的、打的谁的旗号，他们并不在乎。若不然李黑也不可能在果断斩杀几个持反对意见的管事之后，就能把蛟龙会两千人马顺顺当当地并入顺字门。

他们现在要想取胜，似乎也得用这样的手段，只要斩其首脑，余众就是一盘散沙。双方都注意到这一点后，暗杀便层出不穷了，

圈子门门主傅老三首先遭殃，请来的保镖一死一残，他自己则在伏击中丢了性命，紧跟着日月盟的漕拳掌舵盛隆被人暗杀，天鹰帮魏勇唐被人行刺，侥幸逃得一命，却也受了重伤。

一系列的刺杀事件，使得双方首脑人人自危，出入必前呼后拥、坐卧必戒备森严，街头已经很少看到行人，一种诡异的平静，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风波。整个灞上全然没有了过年的喜庆气氛，只有寒意，刺骨的寒意。

发生在灞上的这一切，近在咫尺的长安城竟无人察觉，这其中陈东和胡元礼主导的声势浩大的春节严打固然牵扯了长安官员的主要精力和注意力，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官府对灞上漕夫这个特殊群体的一贯忽视。

一直以来就是这样，朝廷也罢，地方也罢，他们都知道漕河的重要，也都知道漕运的重要，可是在这过程中，唯独忽略了人的作用，忽略了那些搏风击浪，驶着漕船、通过漕河，把漕粮运到京城的那些漕夫。

因为重视漕河，所以朝廷会拨专款疏浚河道、修坝立闸；因为重视漕运，所以专设漕运官员，从粮食的征集到运输再到入库保管的每一个步骤都制定了详细的规则。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没人提起那些漕丁，也许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漕夫祖祖辈辈就靠这一行吃饭，不用担心他们消极怠工，不用担心他们逃亡流失，才会忽略了他们的存在。

于是，漕夫们聚集的灞上和近在咫尺的长安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即便有些城里人知道了这里的一些事，也因为事不关己、因为灞上的一贯野蛮血腥而置若罔闻。

可是，这种封闭与独立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那些帮会首脑，他们可以想到利用漕口牵线搭桥，收买官员为其所用，这个时候又怎会想不到让官府来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