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若论打仗陈越自然不会惧怕高杰刘泽清之辈，不过毕竟手下只有一千余骑兵，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接了崇祯往南京，不能耽搁时间。

因为按照陈越记忆中的历史，北京陷落之后，史可法和马士英等人拥戴福王朱由菘登基，建立了弘光朝廷。

陈越不知道现在朱由菘登基没有，他能做的就是尽快接到崇祯，最好是在朱由菘即位之前赶到南京，否者一旦朱由菘当了皇帝，崇祯将无可奈何，自己这一番辛苦也将彻底失败。

黄河滔滔，流向东南，在淮安汇入淮河，往东流入大海。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历史上多次改道，眼下的河道并非是后世的由河南经山东流入渤海，而是从曹县往东南经徐州直至淮阴，万历年间，潘季驯治黄河，修筑了从曹县徐州至淮阴的大堤，在淮阴黄河水大部分流入洪泽湖中，少部分往东流入大海。

不过常年泥沙淤塞严重往大海的河道几乎废弃，黄河水全部汇入洪泽湖，形成了浩荡数百里的湖泊。陈越派人沿着废黄河往东探查，发现河床远远高于两岸，河流狭窄之极，顶多行走小船，海船绝对无法通行。海船到了之后也必须下船沿着陆路前往淮安才行。

至于徐州一带的明军，据查，徐州确实驻有高杰军，不过眼下高杰军的主力却不在徐州，徐州城内只有少部分兵力驻守。

陈越知道弘光朝廷是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四镇所立，高杰肯定是带兵南下，保着福王朱由菘登基去了。陈越顿觉时间的紧迫，匆忙带兵沿着黄河北岸前进，他要迅速赶到海边，去接从海路而来的崇祯。四月八日自天津出发，今日已经是四月二十日，不知道一切来不来得及。

......

陈越不知道的是，早在他带兵刚从天津出发时，北京陷落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南京。

三月上旬，南京接到了崇祯的勤王圣旨，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立刻调集南京的军队出兵勤王。四月初，史可法带兵渡过长江到达浦口，北京陷落的消息已经传来。四月八日，淮安巡抚路振飞通过塘报宣布了北京陷落之事。

既然北京沦陷，勤王已经没有意义，史可法遂驻扎在浦口，焦急的等着北方的消息，他要确认崇祯是否还活着。然而各种消息纷纷而来，有的说崇祯殉国，也有的说崇祯已经沿着海路南下，众说纷纭、莫一是从。

几日后，原大学士魏炤秉从北京南下，逃到了浦口，证实了崇祯自焚殉国的消息，史可法彻底死心。

既然崇祯身死，国不可一日无君，必须从藩王中挑选一人登基称帝。史可法身为南京兵部尚书，南京文臣之首，挑选藩王登基的事情当然着落在他的身上。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南京方面的情况。南京作为大明两京之一，和北京一样设有六部都察院御史台等各个衙门，政府机构完全和北京一样，甚至各部官员的品级也和北京完全相同。只要新帝登基，南京政府机构立马可以运转。当然，此时的南京没有内阁，所以掌握兵权的兵部尚书就是文臣之首。当然另外还有两个管事的，一个是南京镇守太监韩赞周，另一个是南京守备忻城伯赵之龙，和兵部尚书史可法一起是南京三巨头。

当然史可法文官的身份，使得他的地位远在韩赞周和赵之龙之上，可以说由哪个藩王即位可以由史可法一言而决。

按照血统的远近来算，崇祯殉国，理应由他的儿子继位。可是崇祯的三个儿子都沦陷在北京无一逃出，而崇祯也没有兄弟在，不过崇祯祖父神宗朱翊钧倒是有其他子孙在。比如福王朱由菘，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灜。另外潞王朱常淓是神宗的侄子，血脉也不算太远。

从伦序来说，应该先考虑福王惠王和桂王，而三王之中，福王则最为合适，因为福王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是神宗的第三子，惠王是第六子，桂王则是神宗第七子。而且福王朱由菘和崇祯同辈，由他登基可以援引兄终弟及继统，而惠王桂王都是崇祯的叔叔，则不是太合适。

所以一开始，史可法的心里是偏向福王朱由菘做皇帝的。而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也都主张有朱由菘继统，比如淮安巡抚路振飞，给史可法的信里就赞成福王继统。给事中李清、章正宸，进士郑元勋等也持同样的态度。

可是南京的大部分官员却反对福王登基，因为历史的原因，南京六部的官员大部分是从北京贬谪而来，大部分都是在崇祯朝失势的东林党人。比如兵部侍郎吕大器、户部尚书高鸿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而在籍的原礼部侍郎钱谦益则是东林党的党魁。

钱谦益两次从老家常熟赶往南京，面见史可法，强烈反对福王登基。原因是朱由菘的祖母是备受神宗宠爱的郑贵妃，神宗喜欢郑贵妃的儿子老福王朱常洵，多次打算废掉崇祯父亲光宗朱常洛的太子之位，改立老福王朱常洵为太子。

围绕着储君之争，东林党人和万历以及郑贵妃进行了多达几十年的争斗，“妖书”、“梃击”、“移宫”一系列的事件发生。经历了东林党人坚持不懈的斗争，神宗和郑贵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为太子的图谋才化为泡影。

所以，东林党和福王一系是有深仇大恨的，钱谦益等人害怕福王朱由菘登基之后，会对东林党进行报复。

而史可法本身也是东林党一员，他是东林党重要成员左光斗的弟子，和东林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心理上也对拥立福王有所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