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贤能够明白杜睿的一番苦心，这是最让杜睿高兴的事情了，这个庞大的帝国最终还是要交到李贤手中的，或许等到杜睿交出去的时候，李贤所能掌握的权力已经没有那么大了，但是归根结底李贤终究将成为大唐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杜睿希望李贤能够明白如何去做这个皇帝，如何去行使他应得的权力，这毫无疑问是杜睿最为关切的，他可不希望，大唐帝国成为某一个昏聩之人的玩具。

皇帝人人会做，但是怎么做一个好皇帝，却不是历朝历代那些君王都能理解的。

华夏自封建皇朝诞生的那天开始，历史几多事连绵不断，几多朝代、皇帝如流水轮转，其一举一动影响着“华夏”这个“铁打的营盘”的国运气数，乃至龙脉及子民的生活、生息质量，其中，皇帝的举动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人之下的天下直接跟皇帝的素质、内涵息息相关。

纵观历史上每个朝代皇帝的表现，怎样做一个合格的皇帝呢？

最高境界的皇帝必须是拥有高度的治国智慧和能力，并进行一番英明的“创立”，创制一套趋于完善的国家体制，之后，即使在皇帝不问政事的情况下，仍可在“无人驾驶”情况下按照既定轨道运行。这需要历代圣帝如此做，才能坚持出这一功德无量伟大结果。

在历史上，曾有过这么一段美妙的时期出现在“三皇五帝”时期，以禅让制为政体的尧、舜、禹时期，尤其是到了大禹朝，身为“皇帝”的大禹自己抽身出去治水，常年在外，奔波于水患第一线，无暇政务，但其“无人驾驶”情况下的国家体制依然运作正常，这就是完善的国体良性循环的结果。

这个时候，皇帝是可以“不务正业”的，当然，出现如此体制下的皇帝自己素质绝对不会低的，他之不务正业，不会去玩声色犬马，而是将自己的个人精力放在最该为民众利益所用的领域中去，从而省却了宫廷争斗、勾心斗角所耗费的精力、时间。

也就是说，这个体制下的皇帝也必须“干活”，绝对不是务虚的，不是终日坐朝听政、发发圣旨、批批奏章、玩玩后妃那样的模式，可以去治水，也可以去治理环境，因为其他的事已交由“国体”自然运作了，自然有一班人按规制在进行了，不必担心，等到老了，做不动了，国体自然会让你“禅让”了，完全不必失落，也完全不必去考虑接班问题。

这个时期的“皇帝”是人，凡人一个，但正因其是“人”，这才是其伟大之处，所以，其死重于泰山，这样的人死后不管几千几万年，后人及历史还是会恰如其分地敬重他们的，自然会将“人”升格为“圣”的，尧舜禹就是如此！

所以，做一个合格的皇帝，其实就是要求在位时，不计较将来历史会如何如何写自己，不必耿耿于怀于历史会否写错自己而一味去干涉现任的御史。须知，真正的史官如司马迁等人，是可杀不可辱的，一定会给历史以真实面目。因此，合格的皇帝是默默做好自己，简简单单做“人”，就成了！

但是从禹传启，家天下开始，皇帝要考虑的事情就多了，他们不单单要保住自己的位子，还要想方设法，保住一家一姓的位子，考虑的事情多了，精力自然就要发散了，想要做一个好皇帝自然也就更难了。

那么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好皇帝，问题又摆在了李贤的面前，方才杜睿给他的“十六字真言”，也只是告诉了他如何做一个有气节的皇帝，现在杜睿就要告诉李贤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好皇帝了。

虽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皇帝，都能真正的调用这些国土，不是每一个皇帝说话都顶用。当皇帝，需要朝廷中各个势力的支持，明确其衷心与否，才能真正的做到一言九鼎，手中才能真正的掌握权力。因此，在华夏的历史上，能当一个有为的、有权的皇帝十分不易。那么，当皇帝需要哪些权谋，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加强皇帝手中的权力呢？这个才是杜睿要教给李贤的。

当初杜睿曾教过李承乾，现在轮到李贤了，杜睿知道李贤有这样的资质，就像当初杜睿看好李承乾一样。

做一个好皇帝首先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树立威信。做了皇帝的人并不一定是最有威信的人，而一旦身为天下之主，树立威信又是绝对必要的。

比如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位至至尊以后曾经多次到全国各地巡游，每到一地，他都要刻石立碑，碑文写的无非是他身为皇帝的功劳和辛苦。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地自我标榜，其目的无非是要建立自己的威信，在百官和百姓中确立自己不同于他之外任何人的特殊地位，秦始皇的这一举动，在其驾驭臣下方面确实起到了预期的作用。

其次就是要懂得如何分辨，驾驭群臣，作为一个皇帝，御前臣将肯定是要多多的，区别对待、分级管理和任用是平衡大臣心理、调动各方积极性的有效办法。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在未起事之前，曾经是家乡沛县的一个亭长，后来做了丞相的萧何则原是沛县主吏掾。刘邦有一次到咸阳服差役，同事们都送给刘邦三个钱，而萧何却独独送刘邦五个钱，这关系就显得比别人亲近。刘邦起事后，萧何率整个家族一起投到刘邦麾下，而且还尽力为刘邦出谋划策、招揽人才。在灭秦和后来的楚汉战争中，萧何虽然没有随刘邦在战场上厮杀，但在刘邦被项羽接连击败，很多人离刘邦而去的情况下，萧何一直坚持从汉中招募军队，补足供应。战事不利，刘邦曾多次逃亡山东，萧何却一直坐守关中支持刘邦。毫无疑问，萧何为刘邦赢得天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刘邦平定天下后论功行赏，他认为萧何功劳最大，就封萧何为侯，食邑八千户。为此，一些大臣提出异议，说：“我们披坚执锐出生入死，多的打过一百多仗，少的也打过几十仗，攻打城池，占领地盘，大大小小都立过战功。萧何从没领过兵打过仗，仅靠舞文弄墨、口发议论，就位居我们之上，这是为什么”

刘邦听后问：“你们这些人懂得打猎吗？”

大家说：“知道一些。”

刘邦又问，“知道猎狗吗？”

大家回答：“知道。”

刘邦说：“打猎的时候，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发现野兽指点猎狗追杀野兽的是人。你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因为能猎取野兽而有功的猎狗。至于萧何，他却是既能发现猎物又能指点猎狗的猎人。再有，你们这些人只是单身一人跟随我，而萧何可是率全家数十人追随我的，你们说他的这些功劳我能忘记吗？”

这一番话，说得诸大臣哑口无言。在刘邦看来，功臣也有三六九等，就像猎人和猎狗一样，虽然都在为获取猎物奔忙，但猎人的作用要远大于猎狗。那么优先考虑，更加重用前者，则是不会有问题的。

其三就是理智不能被情感所控制。历朝历代君臣之间多为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关系，君为臣做主，臣为君服务。帝王对臣下的褒贬升降，甚至生杀予夺，一般都是经过认真思忖考虑的，而考虑的标准无非两条：一是感情，一是利益。

帝王的感情是有限的，皇室的利益也不是无边无际。所以帝王有利益给一个大臣，就难免要亏另一个大臣。这其中的道理真有点像做游戏时说的，好事轮到谁，谁高兴，而坏事则是轮到谁，谁倒霉。决不能因为不希望倒霉的臣下却眼见要倒霉，就偷梁换柱，嫁祸他人。

其四就是要懂得顺势而为。帝王在对待大臣、处理政事时，如果他感到承认自己错误比杀人能获得更大的政治效益，那么这时他也会选择前者，因为政治利益才是他最终要考虑的。因此，必要的时刻下罪己诏是十分有用的。

其五就是要善于做情感投资。帝王是无情的，但是有的时候也要善于付出感情，历史上成功的君主在驾驭群臣之时也常常有意识地进行情感投资，从而深深感动臣下，使臣下在深受感动之余更不惜一切地为其出力和卖命。

比如汉光武帝刘秀，他早年有个老同学叫严光。此人一生清高。刘秀做了皇帝后，这严光干脆隐姓埋名，不与官家发生任何联系了。但刘秀还是设法使人找到了严光，并亲自下驾到严光的住处来拜访严光。刘秀来到，严光还没有起床。刘秀驻足观看，严光仍旧呼呼大睡。等了大半天，严光才缓缓醒来。他见刘秀坐在自己身边，不用问就知道皇帝此行又是请他出山做官的。

严光直言不讳地说：“古代有个贤君尧要把帝位让给许由，许由听后觉得这话弄脏了自己的耳朵，就忙到河边去洗耳朵。我虽不是许由，但立志向许由学习。你还是请回吧。”

刘秀无奈，只好悻悻而归。

刘秀之所以强请严光出山，并不仅仅显示自己虽然做了皇帝，但仍不忘过去同窗之谊，他实际上是要用他对严光的情感和友情投资，为臣下和世人作出个榜样，以便争取臣心和民心。所以他一不做、二不休，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得淋漓尽致。

第一次刘秀在严光住处碰了软钉子之后，刘秀不久又把严光接进宫中，这次刘秀与严光只谈过去友情，只字不说请严光做官的事。

两人畅叙到深夜，刘秀完全不摆皇上架子，夜间就和严光同床睡着了。一觉醒来，刘秀发现严光的大脚正放在自己的肚子上。

这时天已大亮，大臣们进来发现这一情景，个个恐慌不安，刘秀却满不在乎地说：“一晚上我和老朋友同床睡了个好觉。”

严光的脚压在刘秀的肚子上，刘秀却颔首微笑、谈笑自如，大有欣赏备至的味道。刘秀以超常规的宽容和难以想像的低姿态对待这位儿时的朋友，无疑有他的真实情感在内。

但作为做了皇帝的刘秀，他所做的这一切又有多少属于纯粹私人而不牵涉政治甚或邀买人心呢这种问题也许不可能有一个确切无疑的答案，但他的这一行为被载入史册并因此获得众多赞誉，却也是显见的实情。

其六就是收买人心。稳定臣心，收买人心，是皇帝分内的工作，封赏最不喜欢的人也是有效的办法之一。

像汉高祖刘邦，当年打天下时，前有韩信等横扫千军、攻城略地的武将，后有萧何供应粮草、补充兵员坚强得力的后盾，同时还有张良为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陈平出奇制胜，全力辅佐等等。

刘邦战胜项羽夺得天下之后，由于大臣们争功不止，封赏工作迟迟无法进行，仅封完刘氏宗室和外戚就停止了。有些旧臣对此很不满意，一时间议论纷纷，人心浮动。

刘邦对此颇为担心，就把张良找来询问原委，研究对策。张良详细向刘邦作了汇报，并添枝加叶地说，大家对皇帝迟迟不赏功臣很有意见，就要计划造反了。这准备造反的人当中，连曹参和陈平也包括在内。刘邦一听，情况十分紧急，忙向张良讨主意。

张良说：“陛下取得天下靠的是这批功臣，而现在封赏的却大都是亲戚朋友，将领们怕封赏轮不到自己头上。还有，陛下平定天下剪除的都是平常怨恨的人，现在还没得到封赏的人当中，哪个敢保证平时没有一点过失，因此他们是怕陛下乘机处罚打击他们。”

刘邦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天下初定，功臣良将无论如何是需要的。于是忙问张良怎么办才好。

张良问刘邦：“这些人中有没有陛下平时最憎恨、最不喜欢的?”

刘邦说：“有。雍齿仗着和我同乡，曾经多次跟我过不去，我早就想杀掉他。可是因为他立功多，所以一直不忍心下手。”

这里所谓“功多”、所谓“不忍心”其实都是说给人听的。韩信不是功盖天下，照样被杀掉了吗。

刘邦深知，此时最要紧的是安定人心，于是这一念之间，雍齿就彻底改变了命运。刘邦听从张良的建议，当天设酒摆宴，封雍齿为二千五百户汁方侯。

群臣得知雍齿受封的消息，都很高兴，他们说：“连雍齿都有资格封侯，这封赏还怕轮不到我们吗？”

于是，一场即将发生的骚乱，以雍齿的受封为界，在一夜之间就平息了。主意显然是张良出的，可实际操作者仍然是刘邦。利用封赏最不喜欢的人稳定臣心，收买人心，刘邦做得出色到家了。

其七就是要懂得取舍之道。皇权社会就是一大盘棋，帝王之下的大臣是棋盘上的卒马炮车。帝王本人连棋盘上最重要的老帅也不想做，而宁做可以任意调兵遣将的下棋人。既然是下棋，那么为大利益牺牲个把小利益是常见的事。

明成祖永乐年间，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势大。镇守贵州的都督马烨采取各种手段，企图刺激当地的少数民族造反，以便抓住口实，彻底废除土司制度，代之以中央选派的“流官”。

其中采取的最极端做法是把前任土司头目的妻子奢香脱光衣服鞭打。这一下，当地少数民族果然愤怒异常，打算起兵反叛。但被现任土司头目坚决制止了。他亲自进京上访，状告马烨。

永乐帝自然对此事洞若观火，他明白马烨完全是为了明王朝利益，又清楚此时正是提出交换条件的好时机，于是召宣受辱遭打的奢香进京。

永乐帝问奢香说：“马烨辱打你是错误的，我现在为你除掉他，你准备怎样报答我？”

奢香叩头说：“我保证世世代代不犯上作乱。”

永乐帝微微一笑，说：“不犯上作乱是你们的本分，怎么能说是报答呢？”

奢香万般无奈，答应为明王朝从贵州东北部开一条通往四川的山路，以供驿使往来。

奢香答应的这一条件无疑是永乐帝极其欢迎的。官府有路可通，铁鞭可及少数民族地区，那他们自然不敢再造反。

永乐帝也实践诺言，随即召回马烨，将其斩首。这马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明王朝的利益，但他所做的一切却又成了最后被杀的罪状。

事后永乐皇帝也说过：“我也知道马烨对朝廷忠心耿耿，但是我如果顾惜他，就没办法安定贵州这块地方了。”

话说到这份上，即使被杀的马烨在场也不会再有什么话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