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西北风逐渐弱了，逐渐转成了东南风，带着丝丝的温暖。

整个成都莺飞草长，显示出一片勃勃生机，天还没有亮，百姓们纷纷涌出家门，有的推着车子，在街道两旁，摆好了摊子，准备贩卖胡饼、小米粥等吃食。有的则杠着锄头，走出城去，准备去田里工作。

百姓们脸上带着笑意，他们感到了一种幸福。极低的赋税，安全的环境，几乎达到了路不拾遗。是年，大隋皇帝杨侑将先帝杨广的“大业”年号，改为“继业”，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显示出了勃勃的雄心。

经过一年的治理，本来残破不堪的大隋帝国，在迁都成都之后，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先是对内，在“以夷制夷”和“汉化”思想指导下，巴蜀各地乃至于牂牁郡、越巂郡的蛮族已经被一扫而空。同时，汶山郡、武都郡等靠近西部边陲的郡县，杨侑则采取了恩威并施的办法，先是派人劝说，让蛮族下山，大隋政府统一安排，将他们安置在平原地区，赐给足够让他们生活的田地。

如果不愿意，以冉安昌、王典为首的蛮兵则如一群蝗虫一般，席卷而去，将山中的各个寨子洗劫一空，男人杀死，女人抢走，钱财也被占为己有，随后，残暴的蛮兵一把火烧掉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山寨。

在杨侑的默认之下，冉安昌、王典甚至还带着人掘了他们的祖坟，让蛮族人人人充满了恐惧。

由于冉安昌、王典装备精良，又有汉人军师出谋划策，使得在这场同族的杀戮之中，他们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各郡的蛮族大部分选择了投降，接受了大隋的安排，纷纷迁入了平原地区。少部分的蛮族想要顽抗，都被杀了个干干净净，毛都不剩一根。

与此同时，借着这股东风，杨侑趁机提出了恢复州县学。州县学在开皇初年有过举办，其后隋文帝怕百姓开智，怕他们造反，便又禁止了。后来杨广登基，一度恢复。但随着大业末年天下战乱不休，州县学已经是有名无实。

巴蜀虽然较为平安，没有多大的战乱，但由于州县学其实是侵犯世家豪族利益的，便又陷入了停顿。如今杨侑的理由很充分，那就是要汉化蛮族。这些野蛮之人，没有文字，只有语言，他们靠着口口相传，才得以延续。倡导汉学，就是要让他们懂得礼仪，懂得尊卑有序。

和平迁入的蛮族依旧低微较低，面对汉民，他们没有话语权，赋税也比较重，这便是在强势下的一种压迫，毕竟面对死亡，这是最好的一种结局。

然而杨侑不是一味的高压，在高压之下，所有的蛮族人都可以进入州县学学习汉学，而费用，则是免费。

如同军队里的蛮兵一样，这些学生分成了不同的年龄段，他们会定期考核，由学识丰富的老师改卷，给予评分，考试不合格的，会有体罚，考试合格的，减免其家庭一半的赋税，特别优秀的，所有赋税免除。但这项福利并不叠加，只能享受最优。

这笔赋税是一大笔钱，对于赋税极重的蛮族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因此，这项举措一出，蛮族的就学比例和数量，均远远地超过汉民，远远超出了预期的想象。

在杨侑的大力支持下，主管财政的崔毗迦在紧缩的财政收入中，挤出了钱财，在各郡各县兴办州县学。

不消百年，这些蛮族的子弟说的都是汉话，写的都是汉字，就是姓名，也会随着他们立下功勋或贡献而逐渐改成汉姓。

除了汉姓，其他的姓氏，包括突厥、高句丽，所有的蛮族姓都是低等姓，是劣等姓！这就是杨侑要大力灌输的思想。日后的突厥、高句丽也会如此去做。

除了稳定了内部蛮族之外，经济建设也取得不小成就，粮食、赋税、财政收入与同期相比，均有上升，不过，由于去年处于大投入中，财政收支还是出现了赤字，但随着基础设施，比如驰道、以都江堰为首的大小水利工程、州县学、铁犁等农具的开发完成，今年的投入就会少很多。

至于对外，杨侑已经同河北的窦建德达成了协议，窦建德依旧被称为夏王，表面上是向大隋称臣，但实际上，双方都知道，窦建德依旧是河北之王，还是这片土地的实际掌权者，在双方接壤前，这个友谊还将保持着。

除了窦建德，杨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这个收获让杨侑非常兴奋，为此，他特意派遣了使者远赴历阳，封杜伏威为越公，吴越讨逆使，可以自行处理吴越战事。

杨侑知道杜伏威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不然历史上的他在天下大势未定之际，绝不会投降李唐，但此人下场极为悲惨。因为辅公祏的背叛，此人被李渊以谋反罪斩杀，惨死在长安闹市口。

杜伏威的投降，意味着杨侑可以在江东打造一个根据地，日后沿江而下，就有了帮衬。

杨侑还派了使者去交趾郡、始安郡，但这两地，无论是丘和还是李袭志都没有反应，杨侑猜测是因为战乱严重，所以使者很难到达。

就像历史上困守颁蒲的王行本是在杨广死了两年之后才得到消息，李袭志则是一年，关山阻隔，消息不便，由此可知运河的重要。

当然，对外最大的胜利便是屈突通在陇西站稳了脚跟，隋军在陇西已经有四万兵马，其中骑兵两万，面对李唐，以屈突通之大才，足以自保。而沓中、天水的冬小麦已经绿油油的一片，应该能够自行解决粮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