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危机意识是日本岛国心态的一部分。究其原因，可能是自己的国家面积太小，资源贫乏，所以形成了特别强的危机意识，稍有风吹草动，就大呼小叫，如临大敌。常此与往，使得日本人总是处在一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状态，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错误。

再来说说，为什么日本国把华夏选为对外扩张的第一目标呢？

首先一点就是，对外扩张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远东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华夏与日本隔海相望，距离很近，同时因与欧美相距遥远，故尚未完全被欧美列强所控制。这几个因素都有利于日本。日本可以将军事力量全部集中于远东，全力展开对亚洲大陆尤其是华夏的争夺。

但是，这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其主要原因，安本认为还在华夏的自身。

为什么这么说？安本通过研究发现，由于华夏的国力衰弱，所以，看其外表很强大，其实不堪一击。

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华夏综合国力落后，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最主要的是，华夏多数人愚昧而不觉醒。从军事方面看，华夏军队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所暴露的落后，实际上经历过明清两代长期的量的积累，最终形成了质的落差；并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的，表现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能力，官兵的军事修养、文化视野与自信心等各个方面。

在日本，军阀是最看重实力，甚至是迷信武力。所以，在两国实力对比上，日本显著优势极大地助长了日本扩张的决心，也使对华夏全面的战争具备了切实的可行性。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国人的民族性格软弱可欺。

日本在实力上的优势具备了对外扩张的物质条件，而国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点，对日本人来说，真的是弱不禁风。

崇尚以德服人的国人，遇事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背景下的国人容忍克制，消极懦弱，重文轻武，性格内向。

这是因为国人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造成的必然结果。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国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迁，容忍克制。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护着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处游移扩张。“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便是几千年来国人最典型的生活图景。

正是这种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国民政府军事的防御性。国民政府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设施从体系上说完全是防御性的。万里长城是华夏防御文化的军事产物，这个雄伟的军事设施所体现的不是进攻的野心，而是以和为安的意愿。

再说一说为世界所熟悉的华夏武术。华夏武术，囊括十八般武艺，精彩绝伦，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进攻而是防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没有战争，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

安土重迁、以和为安本非坏事，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安土重迁难免不思进取，以和为安难免重文轻武，久而久之，在华夏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胆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

还有一点，就是国民政府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是铸造国人民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实事求是的说，国民政府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和高压性的，懦弱顺从、缺乏血性就成了这种体制下的臣民们的必然性格。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了。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的对比使国人从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轻则缺乏主见，缺乏自信和独*立人格，追随大流，胆小怯懦，畏惧强权，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重则软弱可欺，甘于压迫，奴性十足。

华夏有一句俗话，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在国民政府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下，只允许皇帝和官员出头，不允许平民百姓出头，所以华夏古往今来告诫人们不要出头的谚语多得很。

卑微懦弱的民族性格使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强者的态度上大相径庭。对于强者，日本人一是钦佩，二是学习，三是征服，怀着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你再强大也不怕，照样开战。国人对待强者，一是敬佩，二是畏惧，三是躲避。敬畏，即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开就畏而服之，不是敬而学之。